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这一不平衡也同时意味着乡村振兴将成为建强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力量——乡村振兴领域未来可期。
然而以往的乡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田园文旅或者农产品销售,这种单一的运营方法显然并不能真正解决区域经济、村民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需求。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发乡村资源,形成具有成长性的生态系统,将乡村和城市通过人、货/服务、场链接起来,是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新文创”CEO总裁班(三期)学员张琳,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索。现在,她作为江苏临平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正在将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对“乡村创生”理念的理解相结合,在江苏常州打造一个在城郊乡村中集农业生产、居民消费、近郊旅游、自然教育等融合的乡村创生集群。本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张琳在乡村创生的创新与实践。
一、 地方创生与内生式发展论
“地方创生 (place making)”的主要精神是期望各乡镇能因地制宜,自主发展在地经济,促进人口回流,再创生机。它更强调由地方自发性思考,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资金拨款或者政策推动,而是依托地方力量和独特资源创造在地的自主性和永续性,是乡村振兴、城镇统筹、社区营造等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能离开内生式发展论。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1969年根据地域发展方式初始状态的不同,将其分为“外生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内生式发展理念”的定义是:以地域内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为基础,不依赖外来力量,通过居民的自主自立实现产业振兴和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的提升。它强调人是地域发展的主体,要激活地域的内部潜能。后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完善,宫本氏 (1989)总结了一系列乡村创生案例,并提出了地域发展四项原则:
①地域开发不仅是大企业和政府的工作,也是一项以地方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域内的市场为主要对象,由地域居民来进行学习、规划、经营的工作;
②以创建宜居环境为核心目的,在环境得以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建设,确立以当地居民为权利优先的目标;
③产业开发不局限于特定的行业种类,应当跨产业,使各个阶段的附加值都回归当地及其关联企业;
④建设居民参与制度。
2010年,日本环境省与联合国大学髙等研究所(UNU-IAS)共同提出《里山倡议》(Satoyama Initiative),这是“内生式发展”与“乡村创生”理念的经典实践。虽然该倡议主要是围绕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与人的长期和谐共处,但它提出的“社会生态生产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和三折法(a three-fold approach)为如何将乡村的土地、生物资源、人和传统文化资源“活化”保留,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 张琳的解决路径
我们将张琳的项目运营思路整理成了一张思维导图:
(笔者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思维导图)
三、 张琳的实践案例
(改造前,照片由张琳提供)
(一)因地制宜,挖掘本地群众需求
在项目策划期,张琳决定抛开以往的经验,不再依靠旅游这一个“发动机”,而是根据乡村实际的情况,进行重新的规划。张琳及其团队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和人群规划,走访周边居民,询问乡镇企业负责人,了解在地“民”与“商”的实际诉求。
经过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城郊乡镇有一个大的共性是许多工业开发区在此选址落地。城郊结合地区的乡镇由于地价低、劳动力成本低、交通又相对便捷,距离城市中心近,是建厂的首选之地。因此乡村的可利用资源有很多都用来支持了工业区的建设,年轻村民就在附近的工厂就业,不再从事经济效益低的农业活动,而原有的农业用地则雇佣外地人来种植。
于是,在周边工业区工作生活的约15万小镇居民引起了张琳的注意。他们的生活半径基本都在城郊乡镇;收入稳定,但生活品质却不高。而且由于乡镇离市中心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的消费需求无法就地满足,必须进城。这就意味着当地消费升级有很大空间。
在进行了多轮研讨之后,张琳和她的团队决定,以在地原住民及周边的小镇居民为主要客群,建立“居业协同型社区”,针对他们的消费需求进行招商。通过发挥、释放他们的消费动力,在当地配套相应生活设施,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使他们可以自给自足。这就是张琳提出的“乡村创生”。
这种思路改变了既往模式。以往振兴乡村的常规思路是“吸引城里人,卖出本地货”。但是基于长三角城郊乡镇的实际特点,张琳提出了“满足本地需求,吸引城市商户”的模式,让城市的人才和资源下沉,为周边的小镇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休闲服务,在城乡资源有机融合的前提下,形成了可持续的自给自足的业态环境,保证了稳定的客源与消费动力。
比如,张琳非常敏锐地发现了城郊乡镇工业开发区的教育问题。工业开发区带来了大量的员工,周边新建了许多学校,但是许多学生仍然要到城里去上各类的补习班和课外拓展课,这是因为乡镇的教育水平并不高,缺乏名师资源,也没有自然、才艺等课外拓展课程。因此,张琳和她的团队为当地的学校规划了另外的拓展课程,引进市内的教育机构,同时在政府的扶持下,积极对接各方资源,设立了少先队红领巾营地,吸引小学的入队仪式前来进行。这样既满足了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也使得外来商家可以长期经营,留住了创业者。
除了发展当地教育之外,张琳和团队还招引了十余家适合短途休闲购物游的业态,每一个入驻的商户不仅要求有成熟的运营经验及品牌,同时还要求有足够的投资意愿,在项目上运营公司提出了“不装修,不免费”的原则,所有商户需要自行装修,需要付合理的租金,同时还需要根据城郊乡镇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制定他们的商业计划,并通过专业的项目路演及建筑改造设计评审方能进驻,一方面这样的流程确保了每个进驻的商家的专业度,同时也确保了业态落地前就已经与乡村运营方有了足够的沟通和盈利分析。在前期招商规划阶段就考虑到要避免同业过度竞争的问题,引导区域内形成共生的业态环境,因此合理的分配业态的比例,各个项目之间互相支撑,客群消费力相对统一且互补,可以互换互通。在这样的业态链条的打造过程中,张琳还与喜马拉雅合作推出了乡村有声图书馆项目,为当地以老年人为主的原住民提供有声图书服务。同时与常州创新研究院联合推出了青年返乡计划及访谈,为有志于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提供培训及项目宣传。从商业、公益、可持续性发展三个维度全面发力。
(改造后照片,照片由张琳提供)
(二)依托政府,连接更多平台
发展乡村经济,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在“乡村创生”中,政府是必要且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地方振兴计划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政府方的意志和权力渗透影响着乡村创生的各个环节。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参与的企业一定要充分利用好政府所提供的的资源。
张琳介绍了她负责的一个项目中当地的领导提出来的“五个一”模式,她对此十分认可。
“五个一”就是一村,一企,一校,一商会,一党建。这是指一个村要:对接一个运营的公司,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对接一个院校,院校可以带来大量的学生资源和义工资源,比如这个乡镇就与南京大学的建筑城市规划学院签了合作协议,请他们来帮忙做建筑的单体设计,并提供规划规范方面的建议;对接一个商会或者一个社团,乡村可以与镇一级的青年企业家商会进行协作,邀请他们定期来村里参观,这样可以增加投资项目的概率组建一个党建联盟。张琳负责的乡镇离机场很近,因此乡镇的党支部与机场的党支部进行联动,党建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机场根据乡镇的地理优势,提出可以在当地建立一个航空驿站,为在机场候机的人提供一个可以休闲吃饭,购买土特产的休闲机场周边旅。这样既能提升机场服务体验,又能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把党建成果落到了实处。“五个一”需要依靠政府去推动。除了搭建“五个一”平台,政府还可以为乡村连接更多平台,带来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又可以成为当地招商的优势条件。作为一位曾经的乡村创业者,张琳认为,比起短期的租金减免、装修补贴,乡村创业者更加看重的是,是否能在乡村中获得自己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的资源,是否有长远稳定的收益。而这些资源很多时候需要利用政府平台来整合实现。一个积极为乡村创业者搭建平台的政府是创业者扎根乡村最好的信心来源。
(三)市内与城郊互动交融,打造双向流动的内循环模式
“乡村创生”,重要的是“生”,要活化乡村已有的资源,让它们物尽其用,而不是闲置浪费。由于从事工业的效益远高于农业生产,村里的大批年轻人进镇进城务工,导致村里劳动力大量流失,近50%的房屋闲置,基本农田无法得到高质量的耕种,普通耕地资源浪费严重,常规的观光型农业产业、高效渔业也无法开展,农村的农业生产面临很大的问题,村委的压力也很大。
为此,张琳的团队推动了“乡村引擎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角是一台高科技的厨余垃圾转化设备,一台小型设备一日最高可将厨余垃圾转化成15吨获得农业部最高认证的有机肥料。利用这台设备,第一可以保证本村的湿垃圾不出村,同时还能为周边乡村提供转化服务;第二,转化成的有机肥料可以在村里种有机蔬菜,种出来的蔬菜口感很好而且不贵,销量非常高,因此,村里的农田就可以开发成生机菜园,请专门农业公司的人负责生产销售。
同时,做厨余垃圾转化设备的公司本身又在市内承担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他们设计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奖励机制,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获取积分,累积到一定分数后,可以免费来乡村采摘蔬菜,让他们看到厨余垃圾的转化过程和用途。参与的居民感觉也很好,自己不仅参与了垃圾分类,还可以吃到好吃的蔬菜,一举多得,变废为宝。
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设计,同时包括了一二三产业,将它们都连在一起,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循环。种植园(包括蔬菜园、水稻园)利用了当地的农田资源;小型垃圾转化设备工厂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同时提供就业岗位;建立“生机驿站”,负责接待城里居民,让他们体验蔬菜种植,品尝农家菜,学习如何用有机肥养家庭里的阳台植物,在自身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前两项产业提供了额外价值收益。结合了二三产业的第一产业也在慢慢吸引着年轻人回流乡村。
(图片由张琳提供)
除了“农村引擎计划”,张琳的团队还引进了高端儿童美育机构,将水稻田作为儿童自然教育的实践基地,带领城里的小朋友来郊外体验自然风光与生产劳动。一些养生健康企业也选择在这里建立分店,比如健康培训课程、瑜伽馆、心灵疗愈、食疗馆,在乡村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城里的人们真正地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这些商家的进入,也带动了本地居民的消费升级。
由此,乡村实现了与城里的内循环,人与货都是双向流动的。城市的垃圾进来,农村的有机蔬菜出去;城市的人来到乡村感受自然风光,再带走乡村的特色产品。市内与城郊互动融合,发挥各自优势,满足彼此需求,把“人”和“货”都流动起来,共同协作发展。
张琳的路径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在开展乡村振兴建设时,发展旅游业是一个普遍的思路,但并不应该是唯一路径。不少地区虽然景致不错,但考虑到配套物产、地理环境,很难开发成景区,更多的地区也没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如果只想着把旅游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动机,忽视在地资源的自身结构和优势,就难以实现真正的人与乡村的共同发展。
而且,旅游景区虽然可以短时间导流,为乡村带来外部消费,但其对自然资源不可逆的破坏和对乡村固有业态和生活状态的颠覆性的打破,值得我们警醒。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模式,虽然在商业社会被认为是创新的路径,但在维护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底限时,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谨慎。否则,网红村喧嚣过后,乡村的青山绿水可能不在,乡土中国里人与土地、与故乡的厚重关系也可能面临更深的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张琳这样从在地资源和需求出发的创造者,为乡村打造一个可以内外循环的农业-商业-社会生态系统的尝试者,只有拥有了基于在地文化和资源的乡村生态系统,新农村才能真正地活起来。(花开西庄开园现场)(喜马拉雅书屋)
参考文献:
潘梦琳:《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路径初探》